“珠三角各个城市之间应该进行明确的城市功能定位，尤其是几个最重要的城市，在功能上必须形成分工和互补，并竞相开放形成合力。”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刘志彪近日接受南方日报专访，针对区域发展、一体化协调机制等焦点问题作出深入的解答。
　　他认为，珠三角仅仅有广州、深圳两只大老虎远远不够，还要把现在的一群“绵羊”建设成为一群“狼”，要把珠海、惠州、东莞、肇庆、佛山等城市建设成为更大规模的城市，既充分发挥其在协调珠三角东中西地区发展的作用，又跟珠三角核心城市之间形成互动发展格局。
　　谈城市群发展广东城际轨道交通要走在全国前列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目前珠三角城市圈和城市群建设现状如何？
　　刘志彪：根据地理学家戈特曼教授的定义，城市圈中必须是区域内的城市高度集中，以大城市为核心、周边城市共同参与分工合作，相互间形成一体化的经济联系。目前珠三角城市圈以广州、深圳、香港为核心，包括珠海、惠州、东莞、清远、肇庆、佛山、中山、江门、澳门等城市，区域内城市确实高度集中，人口也高度集聚，核心城市也已经形成，但是目前珠三角的广州、深圳和香港这三大核心城市，其功能几乎都是要建设成为金融、航运等中心，定位几乎相同，相互间远未形成分工明确、优势互补以及一体化的密切经济联系，相互间的竞争关系大于合作。
　　就此来看，目前珠三角城市圈可能还只能算是一个地理上的区域概念，而且更多地侧重于人文地理的概念，而离真正的、经济地理意义上的城市圈和城市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未来珠三角城市圈的建设，必须把目标瞄准为：具有区域内城市高度密集、人口规模巨大、城市间分工明确优势互补以及形成一体化的经济联系等几个特征。
　　南方日报：高铁和轨道交通的发展，将给城市群的发展带来什么变化？如何提前布局？
　　刘志彪：高铁和轨道交通的发展，将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压缩，重组城市群的经济地理格局，从而带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城际轨道交通的建设，将促进广东经济地理格局的变迁：一是提高了密度，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密度得到了增加；二是缩短了距离，随着劳动者和企业向密集地区流动，城市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三是减少了分割，随着各地降低行政和经济边界、进入全球市场利用规模优势和开展专业化产品贸易获取的收益，将带来地区分隔的大量减少。过去，美国和日本据此重塑了经济活动的地理范围，当前中国正在重塑自己经济活动的地理范围，广东有必要在现代化建设的这个最重要的方面，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
　　在高铁和轨道交通大发展的背景下，各经济主体可以根据政府的交通设施规划，提前寻找新的投资机遇，尤其是与城市化、工业园区、市场基础设施等建设相关联的投资机遇。
　　谈区域发展明确核心城市降低交易成本
　　南方日报：有人曾比喻，一两只老虎不如一群狼，广东就广州、深圳一两只“大老虎”，带着一群“绵羊”。而苏州这匹头狼的背后，跟着苏北、苏中一群“狼”。虽然广东和江苏的地理条件差别较大，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的经验对于珠三角地区是否有借鉴意义？
　　刘志彪：长三角地区的经验对于珠三角地区来说只可以借鉴不可以复制。我觉得可以借鉴的城市圈和城市群的建设经验主要是：城市圈和城市群的建设要一个核心而不能多核心，谁都是核心谁都变得不是核心，也就没有整体的城市协调功能，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明确的龙头城市，其他都是次中心城市；珠三角各个城市之间应该进行明确的城市功能定位，尤其是几个最重要的城市，在功能上必须形成分工和互补，并竞相开放形成合力；珠三角仅仅有广州、深圳一两只大老虎远远不够，还要把现在的一群“绵羊”建设成为一群“狼”，也就是要把珠海、惠州、东莞、肇庆、佛山等城市建设成为更大规模的城市，既充分发挥其在协调珠三角东中西地区发展的作用，又跟珠三角核心城市之间形成互动、发展的格局。
　　至于如何协调各方利益、摸索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机制问题，主要还是要在政府的城市规划、监督和仲裁、基础设施建设的功能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地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的竞争作用。
　　南方日报：您刚刚提到要有一个明确的龙头城市。以长三角为例，上海是怎么当好带头大哥的？
　　刘志彪：按照国务院给上海的功能定位，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其实重点是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和一部分高技术的制造业。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功能越强大，它作为降低长三角交易成本的中心作用就能发挥得越大，江浙制造业的地位就稳固。相反，如果上海也拼命发展制造业，江浙也大量地定位为现代服务业中心，那么长三角的竞争力就会在内耗中自我消失。因此现在可以明确的是，今后上海就是重点发展降低长三角交易成本的现代服务业，而江浙就是降低制造成本的世界制造基地或中心。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定位为发展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为主，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对于珠三角来说，我觉得长三角的经验值得借鉴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必须明确一个像上海这样的核心城市，并赋予其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增加交易成本的经济功能。
　　南方日报：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而言，在高土地开发强度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刘志彪：主要是要在高土地开发强度的背景下，实现投资结构的转型升级调整，以实现高密度投资为目标，在既定的国土面积上，争取达到更高的投资强度、更先进的投资水平。为了做到这一点，有些核心城市就应该主要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总部经济”，而有些地区则应该以发展现代先进制造业为主。
　　谈一体化机制利用行政权力清理市场壁垒
　　南方日报：在城市群建设过程中，如何构建适合珠三角城市群的区域协调机制以提升区域竞争力、促进城区对接融合、加快一体化进程，是目前困扰珠三角的难题之一。您对此有什么好建议？
　　刘志彪：理论上讲，如果不考虑港澳，狭义的珠三角在广东一个省内，一体化建设在省政府的统一运作下，行政障碍应该比较小。长三角因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涉及到复杂的省际行政关系的协调，区域协调机制的实质性建立、尤其是正常运作要更为困难一些。但是由于长三角主要的核心城市，尤其是上海的中心地位已经牢固地确立，其功能定位这些年在国家支持下更加趋向于国际经济、贸易、航运、金融四大中心，而浙江和江苏这些年更多趋向于全球制造中心，因此相对来说，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关系要大于竞争关系，分工更加明确，优势更加互补，一体化的协调机制建设反而更加容易一些。
　　以前很多人认为，区域发展一体化方面最重要的是打破行政区域对资源合理配置的约束，才能真正破解城市之间利益平衡的难题。其实这是理想的说法。在中国长期的体制转轨过程中，这个问题根本做不到也不可行，我们不能等到行政权力退出了对经济的干预才去致力于区域一体化关系的建设，恰恰相反，我们要利用行政权力去构建一体化的协调关系。长三角在这方面做得并不算好，但是也做了一些工作，我觉得主要的经验是：建立长三角省际政府协调会以及长三角市长协调会，致力于研究、制定和协调重大的政策和规则；运用行政权力清理市场壁垒和打破地方保护，鼓励各地市场竞相开放；学习欧共体一体化的经验，从具体的合作领域做起，避免抽象的讨论，如从轻轨等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电信、港口码头等领域开始具体的合作；最重要的，是在各自的城市功能上进行重新定位，以上海为龙头各自重新确定自己可行的实际功能，从而真正实现产业合作和优势互补。
　　本文转载自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