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院长《中国山寨手机行业的价值链分析》一文，在《中国经济学人》2011年1月第6卷第1号发表。文章认为双边交易市场平台（专业化市场）是构建国家价值链的有效途径，山寨手机行业正是依赖华强北市场这一典型专业化市场而成功构建出国家价值链的雏形。文章从分析山寨手机行业与传统手机行业在产业链上的差异出发，提出虽然在售后服务环节上缺失，但山寨手机价值链是以制造营销为主导的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同时，对山寨手机行业国家价值链的分析表明我国制造业以双边交易平台为途径来构建国家价值链必须具备多层次的需求条件、成熟的产业背景与厂商的适应性创新行为这三大条件。针对山寨模式下国家价值链发展存在规模与技术参差不齐、低端市场依赖与价值链环节尚需完善等内生瓶颈，文章提出依靠专业化市场向单边市场平台模式的自发对接与政府在专业化市场的功能引导来突破这些瓶颈。
　　2011年2月28日，刘志彪院长接受《中国经济时报》圆桌论坛栏目访谈，就“‘用工荒’转型路线的自动纠偏”发表自己的观点。刘院长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面对持续的“用工荒”，靠提高城市化率的办法，是有严厉的经济限制的。目前的“用工荒”，是对以前过于廉价的劳动要素价格的自动纠偏，它所带来的中国经济“被升级”，是一种比政府的产业政策更有效的推动机制。中国必须扬弃以低级要素发展出口导向经济的发展方式，转而主要依靠扩大内需，依靠内需培养中国的世界品牌，依靠内需培育和壮大中国的跨国公司。
　　刘志彪院长《重新认识江苏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兼论加快江苏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新思路》一文在2011年1月25日《新华日报》思想版发表。文章认为由于现实中我国人均收入较高、经济发展领先区域的第三产业比重往往较低，在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情结下，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制定计划时往往倾向于提出一个较高的第三产业占比目标。国家提出的“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要求，针对的是长三角地区的整体，针对的是以上海为核心的江浙沪大都市经济区，而非某个具体的行政区域，更不是如县市层面的行政区域。江苏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迅速成长的全球制造业市场，支持了我省二产比重的持续上升，而区域性的服务业市场容量则极大地限制了三产比重的提升。江苏发展较快的第二产业压低了第三产业份额，而过去一直贯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地理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江苏（也包括浙江）的服务业发展“被抑制”，这些都不应该看作是江苏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安排三产占比上升一个百分点，是可行且留有余地的。未来江苏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战略和政策，必须基于江苏加入全球产品内分工的特征，去寻求全新的发展理念和手段。
　　刘志彪院长在2011年2月17日和3月3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经济学版发表文章，论述有关公共职能缺失与中国经济逆服务化问题。文章认为中国经济的“逆服务化”趋势，与经济转型时期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政府行为密切相关。基于GDP考核的政治晋升压力使资源更多地被置于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领域，导致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的稀缺提高了城乡居民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消费倾向大幅度降低，由此消费性服务缺乏市场支撑。储蓄率过高要求通过出口缓减多余的产能，而内需不足也要求通过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又限制了生产性服务的发展。当前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问题，核心在于改变基于GDP的考核目标，确保公共投入的强制机制，政策导向更多地立足于人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