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化以伦理性见长，社会人伦井然，很早就出现了“五伦”，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儒家朋友伦理研究》一书即以“五伦”中的“朋友”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探讨儒家对朋友伦理的认知与理解。
　　该书注重辞源学的研究。从考古、文字和文献学的角度，考辨“朋友”一词的起源与流变，进而考察“朋友”是如何逐渐蜕去血缘、臣属和依附的色彩，变为纯粹的“人属义合”的人际关系。注重“朋友”史的梳理。朋友伦理出现并兴盛于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孕育了大量新兴的“游士”阶层，他们择君而事，择师而学，择友而从，交往勃兴，“友道”凸现。孔、孟确立了中国古代朋友伦理的核心理念和基本价值取向；秦汉以降，代有损益，“相与”之道，代有变化。注重探讨“朋友”伦理的特异性。“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朋友没有血缘的联结，异于父子和兄弟，它也没有礼教和名份的约束，故也有别于君臣和夫妇，它是真正的“人属义合”。朋友伦理的精神实质是自由与平等。近代闻人谭嗣同曾指出，“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而“朋友”之所以有如此之乐，恰在于它包含了这样几种性质：“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朋友”伦理具有以下道德特征：诚信是其价值诉求，成人成己是其价值目标，道义相求是其道德宗旨，交友胜己是其向善的动力；而择友的标准和绝交的动机，除了个人主观的好恶偏好外，还折射了儒家的价值立场，映现了社会存在的特性，其间有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该书还从历史的角度，诠释了古代社会与“朋友”伦理的关系。古代社会对“友道”的制约因素：农耕社会重地著，不利于交游；宗法社会的封闭性，排斥远游；等级、身份、贱商及男女大防观念，妨碍了自由的交往；专制的“党锢”政策，拑制了交往；功利与势利，常造成利尽而疏，伤及“友道”。另一方面，古代社会对“友道”也提供了一些有利因素：一阴一阳之为道，交生万物的观念，为“友道”提供了哲学根据；仁者爱人，民胞物与的博爱主张，为朋友奠定了道德基础；“匹夫不可夺志”，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学术思想，为朋友伦理培育了高昂的主体精神；发达的商品经济，繁荣的市镇，完善的科举与文官制度，为文人士大夫的结社讲学，为其交往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物质条件。
　　该书研究认为，朋友伦理的形成，是人性开化和理性成长的结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中国古代朋友伦理出现的久远，印证了中华文明的早熟和进步。朋友伦理是传统“五伦”中特殊的一伦，平等与自由是其精神本质。这种平等与自由精神，使中国古代文化闪耀出人性光彩和人文精神，又赋予传统社会以活力与生气；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这种平等与自由精神又是一种异己力量，它必然会受到传统意识和专制权力的限制与扼制。朋友伦理折射了中国文化尚“和”的精神气质，以及儒雅敦厚的高尚品味。朋友为大众关系，朋友伦理为公共伦理，“朋友有信”的诚信道德，为传统社会提供了普适的公德。朋友伦理中的择友标准和绝交动机，反映了古代社会的性质，表现了士人的境界、抱负、情趣与性格，也折射了儒家文化的特征与风貌。朋友伦理在古代社会起着重要的平衡与减压作用，缓解了专制产生的对立与对抗，温润了等级滋生的僵化与冷漠，增加了社会的友爱、温情与活力。儒家的道德理想、现实关怀与“君子”追求，成为古代朋友伦理的主要价值尺度；儒家的忠恕之道，是古代朋友伦理的灵魂。朋友伦理浓缩、涵摄了儒家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道德理想，展现了中华民族仁爱、感恩、守信、乐善好施、道义相尚、重文尊儒的优良品性。
　　儒家“朋友”伦理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深厚。传统“五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是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概括，朋友是其间一伦，而意义特别。因为父子、兄弟为血缘关系，有亲情和名分的拘束；君臣、夫妇为政治法律关系，有等级和身份之别，它们都难言自由与平等。惟有朋友，非亲非故，没有亲疏贵贱之分，合则相悦，散则陌路，其相交也自由，其绝交也自主，而且彼此对等，没有任何依附和屈从，因而它展现出古代人际关系中少有的自主自决、任情达性、好恶在我的“自由与平等”精神。历史地看，这一精神极大地突出了中国文化的人文性和进步性，对古代社会也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朋友伦理不仅是特别的，也是极具研究价值的。
　　儒家“朋友”伦理含蕴多重认知意义。一是历史认知。作为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朋友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它意味着人类告别了“睽焉而斗”的本能状态而迈入彼此理性相待，友善相处的文明阶段，因而朋友伦理的形成，也折射了中华文明的早熟。二是时代认知。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交往，不同时代的交往方式与择友标准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一定程度上也映现了社会的变迁。因此，儒家“朋友”伦理的研究，有助于厘清和把握不同时代的特质。三是社会认知。“五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人伦范式，浓缩也沉积了古代社会的结构和社会关系。马克思说过，人们如何交往反映了他们如何生产和生活，因此研究儒家“朋友”伦理，有助于了解传统社会的性质与先民的生存状态。四是文化认知。所谓文化认知，是有助于理解古代知识阶层。士（知识分子）是古代朋友伦理的主要实践者，“友道”包含了他们的情感和生命体验，也展现了儒家的“兼济与独善”的使命与追求，故探讨儒家“朋友”伦理，可感触他们的喜怒哀乐和进退出处的安身立命的选择，由此可加深对古代知识分子这一特定社会阶层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