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评《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

　　明、清以降，文人开始重视民间的口头文学，他们记录了民间的口头文学，记录了民间故事和歌谣，并在此基础上作了整理和加工。他们的缺失是，一般都没有口头文学的原始记录，不注明口头文学原演述人的名字，而且擅自进行修改。《笑府》、《笑林》、《笑林广记》以及《三言》、《二拍》中的不少故事都来自口头文学，但它们都以文人加工后的作品出现，并无原始记录，更没有原演述者的名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对民间口头文学更加重视，但有原始记录的仍然极少，有原演述人名字的更少。新中国成立后，在“左”倾文艺路线的影响下，原始的民间口头文学几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篡改。地主和长工的关系一定得是对立关系；呆女婿故事中的呆女婿，一定得是呆女婿聪明得不得了，有文化的大女婿、二女婿则非得是低能不可；天上的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又一定得是专制、愚蠢、迫害青年男女的统治者……等等。这种情况到了新时期得到了改正，但大陆的民间口头文学，仍然缺少原始记录，仍然很少给演述者署名的情况并未根本改变。于是就产生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国际民间文学界不承认或者不相信大陆的民间文学是真正的民间文学，因为它们没有原始记录做凭证。自然，大陆的民间口头文学是有演述人的，也是有口述原本的，只是民间文学的采集和研究者没有做这一艰苦的工作罢了。21世纪到来以后，著名的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周正良研究员、北京大学副教授陈泳超博士有鉴于此，决定花大功夫，下大力气，为江苏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文学代表性传承人陆瑞英出一本民间故事歌谣集。历时数年，在常熟市古里镇人民政府、中国俗文学学会的支持下，已经于2007年5月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了四十五万字的《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周正良、陈泳超主编，以下简称《陆瑞英集》），这部著作是我国第一部为口头文学代表性传承人出版的民间故事歌谣专著，它有助于我们解决口头文学的三大问题：
　　第一，这部专著完全与国际口头文学的规范接轨。国际民间文学是有规范的：它必须有口头文学的原始记录（如今是录音记录），不得添油加醋，更不得随意删改；它必须有口头文学演述人的尊姓大名，闾里籍贯；由于口头文学大多是方言表述，它必须有该国通用语言的绝对忠实于原始记录的整理复述稿。也只有如此，国际民间文学界才承认你提供的是真正的民间文学。《陆瑞英集》中的七十六个故事、八则笑话，绝大多数都有演述者的原始录音记录、普通话整理稿的整理时间和整理者的姓名。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它们都是原汁原味的口头文学，没有渗水，更没有妄加删改。拿这本《陆瑞英集》与台湾民间文学研究专家陈益源的《台湾民间文学采录》（台湾里仁书局出版，1999年）中的《罗阿蜂、陈阿勉故事专辑》相比较，在录音记录稿的原始性上，在整理稿对录音稿的忠实性上，都可与之颉颃，与之媲美。但在规模上，《罗阿蜂、陈阿勉的故事专辑》只有十八个故事篇目，录音记录稿只有几千字。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陆瑞英集》将使中国大陆的民间口头文学走向世界。
　　第二，《陆瑞英集》揭示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三个源头。民间口头文学的产生离不开口头文学的演述者。但是，口头文学的演述者也不可能凭空演述，胡编乱造，他们的演述是有规律的。从《陆瑞英集》看出，她演述的民间故事（关于《陆瑞英集》中的歌谣，如陈泳超副教授所说：“歌谣相对来说字句、调子都比较固定，从文本上不太容易显示个人特色”；“歌谣真正的魅力以及区分歌手才能的主要标志不在于演唱，但演唱又不是文本可以体现的，必须在现场中展演、体会”，因此本文对陆瑞英演唱的歌谣暂不作论述），都是有源头的。陆瑞英（1932— ）从小父母离异，由祖母顾妙和收养。因家贫只读了半年书就停学在家，帮助祖母纺纱织布，祖母会唱山歌，讲故事，因此陆瑞英在纺纱时，就从祖母口中听到、学会了一些山歌、故事。长大后又从父辈、祖辈的邻居、农民中听到、学会更多的山歌、故事。新中国成立后，她通过夜校、冬学，三年学会了3800字。又在工农速成中学里学了一年多，达到初中文化水平。但她始终是女农民，而且是基层的普通女农民，与农村生活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所以，她的民间故事的第一个源头是前辈口耳相传的传说，如《天浪格星》、《人为啥无没尾巴》、《白茆塘、鲇鱼口传说》、《唐伯虎画常熟山》、《翁同龢》等等。这一类民间故事是累积型的，每一个故事的演述者都对原来的故事有所丰富，有所发展，几代、十几代、几十代传下来，到了陆瑞英嘴里就变得更加完整、更加有趣、更加动人。陆瑞英故事的第二个源头是宝卷、唱本、戏曲、话本等已经形成了文字的文学作品。《陆瑞英集》中的《孟姜女》、《白娘娘》（《白蛇传》中的主角）、《刘猛将》、《杀狗劝夫》、《田螺姑娘》等等许多故事，就都是如此。陈泳超副教授认为，是故事受了宝卷、唱本、戏曲、话本的影响而形成为故事，还是宝卷、唱本、戏曲、话本受了故事的影响而形成了见之于文字的文学作品，“恐怕永远也说不清。”我同意他的意见，要补充的只有一点：两者是互动互补的关系。由于《陆瑞英集》中的故事出世较晚，因此，同一题材的故事在陆瑞英那里显得更加合理，更加耐听、动听。她的故事的第三个源头就是农村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农村里，有些儿子对父母亲不孝，陆瑞英就编了个故事《养伲子勿如养兔子》，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劝说子女们尊老、养老。也有些农民只顾自己发财而置老母亲生病于不顾。有位干部参加三干会，家里老母猪生病，他妻子打电话给他：“你的猪娘，老猪娘生病。”叫他赶快回来。他以为是他老娘生病，竟说“老娘生病呐随她去，啥要紧呀，勿要紧格，你勿要打电话来。”他妻子清清爽爽告诉他：“勿是呀，老猪娘生病！”因为母猪死了就是铜细，母猪还怀着小猪呐，生得小猪出来也要卖铜钿的呀，于是这位干部便说：“老猪娘生病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我请个假，马上就来！”陆瑞英编的故事《打电话 老猪娘》就是讽刺这种要老母猪不管老娘的丑恶现象的：“你看看看，老娘生病勿要紧，勿转来，老猪婆生病要转来。”像这一类源于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的故事，在《陆瑞英集》里还有一些。这是陆瑞英民间故事的第三个源头。《陆瑞英集》民间故事的这三个源头也很有代表性，不只在国内的民间故事中有代表性，就是在外国的民间故事中也有代表性。
　　第三，民间口头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民间文学研究者人言言殊，迄无定论。有的说，它是农民（包括市民）的利益、愿望、意志和要求的表现。有的说，它为后来的大作品打下了基础，如梁山泊故事之于《水浒》。有的说，某一时代每当统治阶级的文学趋于没落的时候，常常因为它汲取了民间文学的优点而获得新生。这些，我认为，都说得对。但在我仔细阅读了《陆瑞英集》以后，我发现，《陆瑞英集》的意义和价值，主要在于它是吴文化在口头文学中的表现。太伯、虞仲（即仲雍）于公元前十二世纪为避让王位投奔荆蛮，在梅里（今属无锡）立国，号曰“勾吴”，从此有了吴文化，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虞仲死后葬在常熟虞山，常熟既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又是吴文化的基地。吴文化重商、重义、重教育、重娱乐，这在《陆瑞英集》中都有突出反映。《山东赵员外 扬州白老爷》里的白老爷以贩盐经商致富，两人指腹为婚。后来，“赵员外儿子和扬州白老爷女儿一对好夫妻，结成亲。”它是表彰商人的。《白玉杯》讲的是典当老板商人儿子的故事。吴地民众对经商是看重的，对商人是尊敬的。吴地民众尤其重义。收在《陆瑞英集》里的《家庭伦理故事》中的十七个故事，说来说去都是重义，提倡孝顺父母；宣扬兄弟和睦；讲究婆媳和好；表扬姑嫂和谐；主张儿女亲家之间要互助、要互尊。可以说，它们是吴地区民众伦理观的集中体现。吴地民众尤其重视教育。《翁同龢》、《顾大麻子》（即顾鼎臣）都是演说翁同龢、顾鼎臣因读书上进后来做了大官。明、清两代，吴地区出了十几个状元；在当代，仅常熟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即达21名，就是明证。昆曲来自昆山，评弹来自苏州，正是吴地区民众看重娱乐的结果。《陆瑞英集》中的《生活故事》、《神奇故事》、《天地人物传说》、《乡土传说》，注重的还是自娱和娱人。即使是那些《家庭伦理故事》，主题是重义，但仍然出之于幽默、风趣、谐谑、讽刺的表现形式，使听众听了不自觉地捧腹大笑。陆瑞英谈起幼年纺车时唱山歌、讲故事的情形，说：“那辰光，开心来，心像飞样格！”场头乘凉讲故事、唱山歌，隔河对山歌更是一乐。所以，我说，《陆瑞英集》主要是非物质吴文化遗产在口头文学中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它也有代表性。其它各地区的民间口头文学，也应该是其他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
　　《陆瑞英集》的问世，一举解决了我国大陆口头文学的三大问题，真是谈何容易，功不可没！我希望，从此开始，我国的口头文学都要规范化，要有原始记录（现在有了录音机，要有录音记录）；要有演述者的大名；要有整理稿，与录音稿两相对照；整理者必须署名，以示负责。要深入考证民间口头文学的来源。要进一步研究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口头文学中的表现。如此，我国的民间口头文学不仅可以完全与国际民间口头文学接轨，而且能站到国际民间口头文学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