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性别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限制劳动力流动政策的放松乃至取消，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镇和非农产业，这种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微观主体，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的就业不仅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还能起到熨平收入波动的作用（都阳， 1999 ），这是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也是 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
　　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户非农劳动供给是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对其可支配时间进行优化配置的结果，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蔡昉等（ 2004 ）认为：个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受到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孩子数等因素的影响。 弓秀云等（ 2007 ）发现年轻、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高、家庭初始经济能力较强的农户，其非农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时间较长。 句芳等（ 2008 ） 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及其平均年龄、总耕地面积、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非农收入、儿童和老人数是影响农户非农劳动时间的主要因素。同时，由于生理特征及社会分工的差异，农村男女劳动力具有不同的非农劳动供给行为，且其影响因素各异。都阳（ 1999 ）通过研究贫困地区农户参与非农工作的决定因素发现，女性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要小于男性。李实（ 2001 ）指出：男女劳动力生理差异和社会文化、传统风俗及劳动市场上女性歧视等因素降低了农村女性从事市场劳动的比较优势，其研究表明：教育年限、家庭入均收入及家庭劳动力数对农村女性就业机会和就业时间具有正向影响。 刘晓昀等（ 2003 ） 通过对劳动力非农就业性别差异的研究表明：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机会低于男性 22% ，其中婚姻、家庭儿童数等是造成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性别差异的主要因素。 Shahidur R ． Khandker （ 1988 ）的研究表明：妇女的工资、丈夫的教育水平、离学校的距离增加了孟加拉国农村妇女劳动供给的可能性；而丈夫的工资和婚前资产、家庭固定资产减少了妇女参与市场劳动的可能性。 杜凤莲（ 2008 ） 发现，儿童看护和家庭结构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较男性高。 乐 君杰（ 2008 ） 指出：农村男女劳动力供给时间的差距较小，工资率对男女劳动力的供给时间有负影响。
　　以上文献从不同层面对农户非农劳动供给进行了分析，为本文提供了参考。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农村女性非农劳动参与是我国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从性别角度研究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系统地研究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及其性别差异的文献明显不足。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可以分为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是否参与非农劳动和非农劳动时间，已有文献从性别角度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的较少。从方法上看，作为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劳动力是否参与非农劳动的选择会对非农劳动时间产生有偏性估计，这会导致第二阶段模拟方程中参数估计量的偏误，致使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的不可信，而 Heckman 两阶段模型能很好地解决该问题。鉴于此，本文利用工业化水平较高的江苏省 2008-2010 的调查数据，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供给行为及其性别差异进行了分析。本文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农村男女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行为有何不同？第二，影响农村男女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因素有何差异？
　　本文所用数据分别来自于江苏省社科院农发所的三次实地问卷调查：（ 1 ） 2008 年中国社科院委托调查课题：国情调查——江苏李庄村村情调查，李庄地处欠发达的苏北宿迁市，是 江苏省贫困村。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农户生产消费情况、土地流转情况等。共调查 167 个农户，涉及被调查人口 739 人。（ 2 ） 2009 年中日合作项目：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状况及经济评价，在南京市江宁区抽样调查 318 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收支情况、农业总投入等，涉及被调查人口 1207 人。（ 3 ） 2010 年江苏省社科院农发所调查项目：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共在苏南三市抽样调查农户 600 户，其中苏州 300 户，无锡和常州各 150 户。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土地流转情况、农户借贷情况、农村养老情况等，涉及被调查人口 2089 人。剔除掉 16 岁以下、 65 岁以上及在校学生等非劳动力样本，共获得有效样本 2869 个。其中，苏北 464 个，江宁 934 个，常州、无锡、苏州分别为 342 个、 349 个和 780 个。
　　二、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性别差异
　　与男性相比，女性所具有的生理特征与社会化分工使其在家庭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Becker ， 1965 ），因而其非农劳动供给呈现出不同于男性的特征。表现为：农村女性非农劳动参与率较低、就业地点较近、劳动强度较低且非农劳动时间较短，且非农工资率较低。
　　（一）农村女性非农劳动参与率大大低于男性
　　表 1 不同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异（单位： %）
　　
　　
　　
　　从表 1 可知，农村男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率远高于女性，且两者的差距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缩小。从地区差异来看，苏州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最高，这与该地区人均耕地面积较少且非农产业发达有关。从性别差异来看，农村男性非农就业率高出女性 19.95 个百分点，其中欠发达的宿迁差距最大（ 30.34% ），经济较为发达的苏州差距最小（ 9.26% ）。
　　（二）农村女性劳动力从事非农行业集中于制造业和服务业
　　表 2 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行业的性别差异 （单位： %）
　　
　　
　　
　　由表 2 可知，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行业的性别差异非常明显。其中，男劳动力从事建筑业的比重高出女性 19.69 个百分点，女劳动力从事制造业的比重高出男性 20.88 个百分点，说明男劳动力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比重较高，这是男女劳动力体能特点和社会分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三）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距离较短
　　表 3 不同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地点的性别差异 （单位： %）
　　
　　
　　
　　总体来讲，农村女性就业距离相对较短。其中，在乡镇内就业的农村女性劳动力比重高出男性 5.88 个百分点，而在乡镇外国内就业的女性劳动力比重比男性低 6.02 个百分点。较短的就业距离有利于农村女性兼顾家庭生产的责任，降低了女性非农就业的心理成本和经济成本。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距离越短。与宿迁和江宁相比，经济发达的苏锡常地区乡镇内就业的劳动力比重明显偏高。其中苏州 85.43% 的农村劳动力本乡镇内就业，远高出宿迁（ 20.91% ），苏州女性本乡镇内就业的比重更高（ 88.11% ），这是苏南农村地区非农产业较为发达所致。
　　（四）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劳动时间较短
　　表 4 不同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 （单位：天 /年）
　　
　　
　　
　　总体来看，女性劳动力年均非农劳动时间低于男性，仅为男性的 81.58%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时间较长，其中苏州（ 267.08 天 / 年）是宿迁的 2.25 倍。此外，非农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呈现出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不断缩小的趋势，其中宿迁女性非农劳动时间仅为男性的 65.96% ，苏州地区该指标达到 89.97% 。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女性的非农劳动供给水平较高，这与苏南地区耕地规模和家庭规模较小，农业生产负担轻和家务劳动较少有关。
　　（五）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工资率较低
　　表 5 不同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工资率的性别差异 （单位：元 /天）
　　
　　
　　
　　农村劳动力非农工资率的性别差异较为明显，女性劳动力非农工资率仅为男性的 68.15% （见表 5 ）。造成男女劳动力非农工资率差异的可能原因：农村妇女传统的生儿育女使得其一生中用于非农工作的时间较男性少，预期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低于男性，从而导致她们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和较少的培训；女性劳动力较短的工作时间和工作距离、较低的工作强度和较为安全的工作环境，使其补偿性工资低于男性，从而导致其较低的工资率；此外，劳动市场对农村女性的歧视，也会导致其较低的非农工资率。
　　三、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及其性别差异
　　（一）指标选择
　　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是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对自身保留工资与市场工资进行比较，做出的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程度的决策。因而，任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工资和保留工资的因素均会影响劳动者的非农劳动供给。由于生理特征、个人偏好所致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的差异，不同性别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也有所不同。
　　1 、劳动力个人特征
　　人力资本水平。（ 1 ）年龄及平方。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劳动供给随着年龄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 U 形。即随着年龄增长，劳动供给不断提高直到中年时达到最高值；而后随着年龄增长，精力和体力、知识经验老化导致其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劳动供给随之下降。由于农村女性婚后养育孩子的责任，她们会选择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直到孩子上学乃至成人，这段时间其非农劳动供给急剧下降，之后缓慢回升。（ 2 ） 受教育程度。 一般来讲， 由于 受教育程度较高者 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雇主愿意支付较高的工资水平，因而非农劳动供给水平较高。 同时，较高的工资水平提高了闲暇的价格和社会化家庭服务的购买力，这为延长其非农劳动时间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对农村女性而言。
　　婚姻状况。根据贝克尔家庭分工理论，女性在生养孩子和家庭劳动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而，婚姻状况对农村女性非农劳动供给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一般而言，已婚女性非农劳动参与率和非农劳动时间均较未婚者和男性低。
　　2 、家庭基本情况
　　家庭负担。 家庭负担较重者，其非市场劳动时间的边际价值较高，因而家庭生产的时间较长，这会造成其较低的市场劳动参与率和较短的劳动时间。由于女性更多地承担了照顾家庭的责任，因而家庭负担对女性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较男性大。本文以家庭人口、耕地面积、家庭 80 岁以上老人、 6 岁以下孩子数作为农村劳动力家庭负担的衡量指标。一般而言，家庭人口较多、耕地面积较大、家中有需要照顾的老人和学龄前儿童的农村劳动力，由于农业生产和家庭负担较重，非农劳动供给水平较低，尤其是农村女性。
　　其他家庭成员收入。 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即为本人的非劳动收入，这部分收入在家庭内部的转移提高了该劳动力的保留工资，在市场工资不变的情况下，这会降低劳动者本人的非农劳动供给。另一方面，其他家庭成员收入较高的农户，对物品密集型产品和社会化家庭服务的购买力较强，这可以使劳动力尤其是女性从家庭生产中解脱出来，以便从事报酬较高的非农劳动。其他家庭成员收入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取决于以上两种效应的大小。
　　3 、非农劳动工资率
　　市场工资水平越高，个人越有可能成为市场劳动参与者。从劳动时间来看，较高的工资水平使得家庭生产和闲暇的机会成本较高，家庭将增加物品密集型的消费，这使得家庭生产和消费的时间减少，相应增加了非农劳动时间。从性别差异来看，由于女性家庭生产和市场劳动时间的替代性较强，较高的非农工资水平将促使她们以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延长非农劳动时间。因此，工资率变动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行为的影响较男性大。
　　4 、主要从事行业
　　理论上讲，劳动力可以根据自身保留工资和市场工资的高低决定自己的劳动时间。但现实情况中，除了自营者之外，劳动力根本无法决定自己劳动时间的长短，他们只能被动接受企业的工时制度，劳动时间的长短也基本随之确定。可见，农村劳动力所从事的非农行业是影响其劳动时间的重要因素。
　　5 、地区变量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非农就业机会越多且工资水平越高，个体的劳动参与率越高（张世伟等， 2010 ），非农劳动时间越长。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社会对女性就业的态度不同，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偏好也有所不同，从而导致女性非农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的不同。
　　（二）模型选择
　　非农劳动供给可以分为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是否参与非农劳动、非农劳动时间。由于从事非农工作 的并能观察到非农劳动时间的仅仅是市场工资率高于保留工资率的样本，如果用观察到的样本劳动力的劳动时间来估计总体的劳动供给函数，则会存在样本选择的偏差问题，从而导致第二步回归结果的可信度降低。为了避免 该问题，本文采用了 Heckman 两阶段模型进行分析。
　　（三）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 STATA9.0 ，回归 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及其影响因素
　　
　　
　　
　　注： *** ， ** ， * 分别表 10% 、 5% 和 1%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内为变量估计的 z 值或 t 值；模型显著性检验 probit 模型为 Log likelihood 值， OLS 回归检验值为 F 值。
　　由表 6 可知，男女劳动力及是否非农参与、非农劳动时间等四个回归方程的 Log likelihood 值（或 F 值）均在 1%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成立。此外，男、女劳动力非农劳动时间回归方程的 （逆米尔斯比率）均在 1%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行为存在选择性偏误，表明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在本文中是适用的。
　　从回归结果可知，个人特征是影响农村男女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重要因素。其中，年龄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呈现明显的“倒 U 形”，即随着年龄增长，男女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到一定年龄后，由于体力精力的退化及知识结构的老化，其非农劳动供给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其中，农村男性非农劳动参与率在 24 岁达到高峰，非农劳动时间在 43 岁达到最大值；女性非农劳动参与率在 22 岁达到高峰，非农劳动时间在 44 岁达到最大值。这与农村女性结婚后生养孩子等家庭责任束缚，导致其暂时退出非农劳动市场有关。受教育程度与男女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呈正相关，说明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均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此外， 从回归系数来看，受教育程度对男性非农劳动参与的边际影响较女性低，且对男性非农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由于其家庭劳动和闲暇的机会成本较高，因而其非农劳动时间相对较长；此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较高，因而其生育率较低，这使得她们抚养孩子的时间减少，提高了其非农劳动供给水平。婚姻状况对女性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男性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婚姻对农村女性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较男性大，已婚女性非农劳动参与率较低、劳动时间较短。
　　家庭负担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较大。其中，耕地面积对男、女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一般来讲，较多的耕地面积会降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率，但由于江苏家庭耕地面积较少（样本均值为 5.39 亩），加上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因而耕地面积对非农劳动时间的影响不显著。家庭人口对男、女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调查结果看，人口较多的家庭中，老年人可以分担一定的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从回归系数来看，家庭人口对农村男性劳动力的边际影响较女性大，这与人口多的农户经济负担较重，从而促进了男性的非农劳动供给有关。学龄前儿童、 80 岁以上老人对男性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对女性的影响较大。其中，学龄前儿童数、 80 岁以上老人数分别对农村女性非农劳动参与率、非农劳动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与男性相比，农村女性更多地承担了抚养儿童、赡养老人的家庭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非农劳动供给。其他家庭成员收入对农村女性非农劳动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其他家庭成员收入较高的农村女性，其非农劳动参与率高且劳动时间较长。同时说明，对于农村女性而言，其他家庭成员收入提高所带来的由于社会化家庭服务购买力增强而引致的非农劳动时间延长的效应，大于由于保留工资的提高致使非农劳动时间减少的效应。但该指标对男性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不显著，这是由于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因而其他家庭成员收入对其非农劳动供给影响较小。
　　非农工资率对男女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当非农工资率下降时，农村劳动力劳动时间增加；当非农工资率提高时，非农劳动时间降低。这就是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劳动力供大于需的情况下，就业机会的稀缺使得劳动力供给不再是一定报酬率下的自愿选择行为（李实， 2001 ），当非农工资率下降时，劳动力必须延长劳动时间以满足家庭的必需开支。从回归系数来看，非农工资率每减少 100 元 / 天，女性每年非农劳动时间将增加 43 天，男性每年非农劳动时间将增加 21 天，可见工资率变动对农村女性的边际影响较男性大。可能的原因在于：由于农村女性家务劳动较长，当工资率下降时，为了满足家庭必需开支，她们会选择压缩家务劳动以延长非农劳动时间；而农村男性由于家务劳动时间较少，加上其非农劳动时间较长，因而工资率变动对其非农劳动时间的影响较女性小。
　　从事非农行业对男女劳动力非农就业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从事行业是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时间的重要因素。虽然劳动力不能决定自己的工时和每周工作时间，但他们可以选择“以脚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每年的劳动天数，进而决定自己的非农劳动供给量。地区变量对男女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率较高、劳动时间较长。这与苏州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耕地面积较少、非农产业较为发达进而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有关。
　　四、结 论
　　理论研究表明，女性所具有的生理特征，以及社会习惯、规范和信仰等传统社会分工使她们更加偏好于家庭生产，这提高了女性非市场劳动时间的边际价值，降低了她们从事市场劳动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不同使得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行为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表现为：农村女性非农劳动参与率较低、就业地点较近、劳动强度较低、非农劳动时间较短，且其非农工资水平较男性低。同时，家庭和社会分工的不同，使得农村男女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的制约因素不同。其中，婚姻状况、学龄前儿童数、 80 岁以上老人数、家庭其他成员收入水平对女性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较大，对男性劳动力的影响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现为已婚的、家中有学龄前儿童和 80 岁以上老人的农村女性，其非农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均较低。这说明已婚女性要担负家务劳动、儿童抚育和赡养老人的责任，这种性别分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极大限制了女性非农劳动参与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女性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较男性大，说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非农劳动供给水平较高。因此，提高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增加其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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